商鞅变法的背景和作用(商鞅变法的结局说明了什么)

商鞅,是战国时期一个小国─卫国国君的庶出之子,姓公孙氏,名鞅,他的祖先本来也是姬姓的后裔。秦孝公二十二年的时候,为了表彰他主持变法大计,对秦国顿臻富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,封其为列侯,号为商君。所以他又称为商鞅或是卫鞅。

商鞅变法前在魏国的仕途以及死里逃生

商鞅年轻的时候,就精研刑名法术之学,亟思为世所用。他的仕途从魏国展开,最初是屈身于魏国丞相公叔痤的府中担任中庶子〈卿大夫家的执事人员,地位在舍人之上。〉的官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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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画像

公叔痤深知其才能超越群伦,但是还来不及重用商鞅,就遇到自己身染重症,命在旦夕,当时的国君魏惠王亲往探望他,并且征询丞相后续的因应之道。

公叔痤临死之前仍然善尽为人臣子的职分,他建议惠王将国政完全嘱托给其中庶子公孙鞅来主持。如果不然,就要立刻杀掉他,绝对不能让他离开魏国,以免纵虎归山,酿成日后魏国的大患!

可惜魏惠王徒有进取之心,却无识人之明与进取之才!俗话说:”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”。何况是一位”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的贤臣良相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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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惠王

惠王不能听老臣最后的忠言,甚至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了,所以才会胡言乱语。魏王的平庸愚昧竟然一至于斯,难怪其日后会有痛悔之言!且遭致徙都避难的难堪。一切的荣辱、祸福,可以说都是其自作自受,怨不得别人!

反观商鞅却能临危不乱,在接到公叔痤的警示之后,马上能够处变不惊地说出:“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信臣,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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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叔痤

初试啼声就是不同凡响,也显出其胆识与洞烛机先的非凡能力,还在公叔痤之上。其日后能在秦国掀起一波波惊天动地的改革浪潮,进而在中国政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其对后世的影响力,绝不是与其同时期的那些仅凭矫舌诡辩,就能四处奔走游说各地诸侯的权谋之徒所能比拟。

再者,商鞅之熟习刑名法术之学,恐与其年轻时处身之大环境脱离不了关系?

从其年轻时,就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职一事,即可推知其活动范围大概不出三晋旧地,尤其是魏国境内。而魏国正是战国前期,法家思想萌芽与法家人物活跃的最主要场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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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雕像

我们知道,在战国七雄当中,除了燕国之外,其他六国都是源自于春秋五霸之旧国,只不过晋国是被韩、赵、魏三卿所分;而太公望传下的齐国,是被大夫田氏所篡罢了。

因此当旧有的宗法制度被彻底破坏之后,新兴的强权国家当道,周天子的地位更加不堪,成了聊备一格的虚位君主。

在这种世衰道微的混乱世代下,不管是新篡或是旧袭的各大国国君,莫不以变法自强为务。在此情形之下,讲究功利与实效的法家思想,就成为当时国君的最佳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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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

所以,我们在研究商鞅变法的内容与影响之前,应该先论述当时之时代背景与各国变法自强的情形,以下依照各国变法的时间先后,论述如次:

一、最早变法的魏国与强国失之交臂

当魏文侯时(公元前424年至前387年),他曾随孔子的学生子夏,学习孔门经典及六艺;又礼遇守道不肯出仕的贤者段干木等人,四方贤士多愿归附之。在政治上,他任用李悝为相,吴起为将,进行各项政治的改革,魏国因此一度称强于中原,饮誉于诸侯之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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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悝

可惜这种首开风气之先的变法运动,随着吴起的受谗离开魏国,和老成的逐渐凋零,至武侯之世的末年即无法再持续下去。

等到魏惠王在位时,国势日渐衰落,他虽然汲汲于寻求强国之方法,却与真正的强国之才失之交臂,终至将其父祖二代,好不容易建立的基业拱手让人,也让魏国的改革大业,如昙花一现般地嘎然而止。不过,魏文侯所播下的变法种籽,已遍洒在各国的土地上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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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国地图

二、赵武灵王改革军事,成为军事强国

与魏、韩同为晋所分出之诸侯,号曰”三晋”。韩、赵、魏被立为正式诸侯,是在赵烈侯六年的时候。烈侯身为开国之君,与魏文侯一样,在他当政的时候(公元前408年至400年),也做过一些政治上的改革工作,《史记》说他”选练举贤,任官使能”,又说他”节财俭用,察度功德,所与无不充。”

赵烈侯想必是一位有为有守的明君。可惜他的改革,并未能在赵国蔚为风气。

一直到赵武灵王在位时(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),感叹:赵外有强敌环伺,内复有心腹之患,而赵国却没有强大的兵力自立自救,如果自己再恋栈世俗的声名和拘泥于世俗之成见,不作大刀阔斧的改革,那么赵国社稷将危如累卵!因此他不顾守旧派大臣的反对,毅然决然地变服骑射,发展骑兵部队,一时之间,军威大盛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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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武灵王

在战国后期,赵国足以和秦国互相抗衡。而其诸多变古异俗的言论,所谓”随时制法,因事制礼。法度制令各顺其宜,衣服器械各便其用。故礼也不必一道,而便国不必古。”

我们将这些言论和当年商鞅在秦孝公面前,痛斥甘龙、杜挚等守旧大臣的话互相印证,发现他们的说法几乎是如出一辙的,殊堪玩味再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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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视剧中甘龙形象

三、吴起变法楚国变强,可惜好景不长

楚本春秋旧国,楚庄王(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)在位时,国势一度极盛,为春秋五霸之一。楚为春秋时极少数僭号称王,又不受周天子节制的国家,庄王时,甚至于陈兵于周王朝所在地的雒邑附近,还向前来劳军的王孙满追问周鼎之轻重大小,其挑战周王朝权威的意图不言可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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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国疆域

庄王之后以迄春秋末年,国势逐渐衰微,这种状况一直到楚悼王即位(公元前401年至前381年)后才获得改善。他任命逃离魏国的吴起为令尹,以强兵为第一要务;吴起则以大魄力的变法改制来回报悼王的知遇之恩,所谓”明法审令,捐不急之官,废公族疏远者,以抚养战斗之士。要在彊兵,破驰说之言从横者。”

吴起变法的结果是”南平百越,北并陈蔡,却三晋;西伐秦。诸侯患楚之彊。”让楚国盛极一时。可惜也是好景不常,悼王一死,那些蓄怨积祸已久的宗室大臣,遂群起而攻吴起,终至让他落得肢解亡身的下场!而变法之事也随着吴起的惨死,最后无疾而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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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起画像

太史公悲其”以刻暴少恩亡其躯”,再对照行事与性格和吴起十分相似的商鞅,还有其后无数的历代改革者前仆后继于这条不归路上,他们大都下场凄凉!这难道就是改革者的宿命?还是真如韩非所说的,是因为”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”?

四、齐威王通过改革,最彊于诸侯

齐本为春秋旧国,为太公望之封邑。在诸侯中与鲁同为公爵,班辈最尊。春秋时,齐桓公为诸侯盟主,称霸一时。可惜好景不常,继立之齐君大都乏善可陈,国政逐渐落入权臣之手,终于造成田常弑齐简公的惨祸发生,其自为封邑,且大于齐君的举动,与篡国者又有什么差别?

因此,太公望传下之齐国,最后还是被田常之曾孙田和所篡夺,并且沿用”齐国”这块招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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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氏代齐

而讽刺的是田和竟然也谥号为太公,田氏这样的行为,恐怕难逃后世史家的口诛笔伐!因此我们必须了解,战国时代之齐国,与三晋的韩、赵、魏一样,都是权臣篡位之后所建立的全新国家,与春秋时代齐桓公所代表的齐国,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。

而田齐之强,始于齐威王在位之时(公元前378年至前343年),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手段,烹杀只知贿赂自己左右亲信以求誉,却让老百姓过苦不堪言日子的阿城大夫;封赏脚踏实地、戮力从公的即墨大夫以万家食邑,“于是齐国震惧,人人不敢饰非,务尽其诚。齐国大治。诸侯闻之,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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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国疆域

同时他也破格任用鼓琴自荐的驺忌为相,在驺忌主政之下,用人则”谨择君子,毋杂小人其间”,施政则”谨脩法律而督奸吏”,做了许多政治上的改革。终威王之世,”齐最彊于诸侯,自称为王,以令天下。”威王卒后,子宣王继立,好文学游说之士,驺衍、淳于髡等七十六人,”皆赐列第,为上大夫,不治而议论。”

于是各国贤士群集稷下,如楚之环渊、赵之慎到,和稍后之荀卿皆曾游学于齐。所谓”稷下学士”名噪一时,而齐也在各国中文风最为鼎盛。此后齐即与秦长期对峙东、西两方,甚至有齐僭称”东帝”,秦则同时僭称”西帝”的怪事发生。

五、申不害治理韩国变强,死后国势日衰

亦为”三晋”之一。韩昭侯(公元前358年至前333年)时任用申不害为相,韩国在申不害执政之下,”内脩政教,外应诸侯,十五年。终申子之身,国治兵彊,无侵韩者。”我们知道,申不害为法家学派的思想重镇,是法家”主术派”的代表人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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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不害

太史公说他是”京人也,故郑之贱臣。学术以干韩昭侯,……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。”他对法家理论的最大贡献,就是”提出了’法’和’术’来否定贵族之礼,又用术来补助法的施行,而为韩非提供了一些理论的根据。”

而韩国在他主政的十四年当中,励精图治,一扫过去给人积弱不振的负面印象,并且还促成了韩昭侯和强邻秦国建立了友善的关系,维护了国家的安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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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昭侯

但在申不害死了以后,不到二年的时间,秦国就迫不急待地攻陷韩国的宜阳城。而昭侯也不能体恤老百姓的急困,做出一些浪费民脂民膏的奢华举动,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批评和人民的反感,终至国势日衰。

由此,更可显示出申不害的改革运动,对韩国的国家安全具有绝对的重要性。

六、燕昭王振兴燕国,但此后燕君不肖,未能守成

周武王伐灭纣王后,封同姓勋臣召公奭于北燕,其封地约在今之河北省东北部及辽东省一带。召公之后,世为周王朝之三公,与周公之后,同为国家辅政大臣,同心辅佐周天子。燕虽古国,但僻处北方,春秋以来即国小民弱,难以跻身强国之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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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公奭(左)雕像

至战国中期,当时的燕王哙(公元前320年至前314年)昏瞆无能,妄图媲美于尧、舜禅让的圣德,竟然上演了让位于其相”子之”的荒唐戏码,结果引来国家大乱,百姓震恐不已;与敌接战的士卒也无心恋战,中枢无主的结果,使燕几乎亡于齐国。

其子昭王即位之后(公元前311年至前279年),不但”卑身厚币以招贤者”,而且立志”得贤士以共国,以雪先王之耻。”他先师事郭隗,然后”乐毅自魏往,邹衍自齐往,剧辛自赵往,士争趋燕。”同时他也亲自”吊死问孤,与百姓同甘苦。”这样辛苦了二十八年,终于将齐兵追亡逐北,长驱直入其国都临淄,烧其宫室宗庙,占领了齐国大部分的国土,完成了他一雪前耻的心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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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国疆域

可惜后之燕君不肖,未能守成。晚期虽有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的壮举,但是大势已去,终难挽狂澜于既倒!太史公评论燕国为”外迫蛮貉,内措齐、晋,崎岖彊国之闲,最为弱小,几灭者数矣。”确为定论。

各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最为彻底,影响深远

由以上之叙述可知变法革新,并非是秦国或商鞅个人之创举。不管是在商鞅变法之前或其后,变法图强几乎是战国时代各国君王的普遍运动。只不过大多数的改革运动,有的是雷声大雨点小,成效甚微;有的则是人亡政息,无法持续其强大的影响力。

唯有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两次变法最为彻底有效而且影响深远,在战国七雄的变法运动中对人君的帮助最大,堪称是独树一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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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变法

商鞅变法的成功除了时代思潮提供了绝佳的改革环境之外,变法背后的真正影武者─国君的充分支持,和变法主持者的个人特质和执法决心,无一不是影响变法成败的关键因素。

而商鞅虽然和大多数的改革者一样下场凄惨,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人废言,其变法的内容和其对后世政治的巨大影响力,仍然不容小觑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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